两年前，北京市环境监管翻开新的一页——北京市排污许可证管理模式正式“上线”，下发首批排污许可证，“一证式排污”成为企业规范操作。两年探索下来，环境部门和企业尝到了该管理模式的“甜头”。日前，北京商报记者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乙铭进行了独家专访，据她透露，北京去年以来加快推进排污许可证核发，预计今年基本完成计划内的核发工作。而据了解，在大力推进重点行业排污一证式监管后，排污精细化、全行业化监管也被提上日程。
持证排污企业将达1.2万家
“2019年我们总共发放了排污许可证6364张。今年的话，基本实现计划内的发放任务，届时全市持证排污的企业将达1.2万家左右。”张乙铭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经历了长时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后，于2017年开始全面启动。北京商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截至2018年底，本市已完成火电、造纸、钢铁、水泥、石化、屠宰、淀粉、陶瓷、水处理9个行业294家企业核发。其中，顺利完成140家污水厂核发工作。
据张乙铭透露，北京市2019年核发排污许可证达到了6364张，显然比前两年核发速度加快。张乙铭提示，持证排污还要靠企业自觉。今年，在主管部门核发工作启动后，企业如果拒绝申报排污许可证，那么环境主管部门将进行处罚，通过强制手段来推进企业申报。“今年底基本发放完计划任务，而按照统计部门的分类，2020年以后可能就不再有重点行业的区分，全市或将围绕国民经济的108个行业，实现排污许可证全覆盖。”
推进环保与经济良性互动
排污许可制，被认为是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的核心，其中，企事业单位的治污主体责任，又一直是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的核心之一。企业作为经济的细胞，承载着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
一旦触及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探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此，张乙铭自有一套逻辑：“如果把发展看作一枚硬币的话，那么环保工作和经济工作就是这枚硬币的两面。”
“以排污为切入口，通过环境方面的反馈，我们能够提前诊断经济是否为不正常的过热、是不是有损坏和过剩，这是在倒逼企业节能减排。”以产能过剩为例，张乙铭进一步解释，“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消耗同样社会资源的前提下，别的国家产出高质量产品，我们企业生产质量参差不齐，产品卖不出去就过剩了，而且还是低端产能。”
企业的实践，从某个层面验证了她的看法。“我们每隔一个季度就上交一次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对自身排污情况严格把控。”北京太阳宫燃气热电有限公司环保安全专业主管王五清此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初期的试点，该公司在清洁生产上有了很大改进。2017年，这家公司成为北京首家正式获得附有国家统一编码的排污许可证企业。
“当然，如果以后以排污许可证作为依托，推进氮氧化物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像碳排放一样在一个规范化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全行业也就能在控制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推进产业的整合，加快优胜劣汰，实现清洁生产。”王五清补充建议道。
推进监管精细化、全覆盖
排污许可制度是环境监管模式的一个升级版本。张乙铭通过对比原来的监管模式，道出了新制度具体的优越性。“原来，我们是从环评角度去监管，就管单个项目，在这一模式下，实际到了最后，底数总账总搞不清楚。”
底数不清，就没法做到精细化。而与原先制度不同，2017年以来排污许可制度衍生出来一种新生的管理理念，强调的是只要企业存在与自然界产生关系的生产行为，都要进行登记。在国家统一标准下，企业如何排放、排放多少、超标排放如何处罚等，都进行统一的管理。
“排污许可证对于企业排放设定了不同的标准和规范。确定了企业属于什么行业、所在行业里什么工序产生了什么的工艺、用什么原材料等信息，我们通过模型就能计算出企业的排放量，那么通过排污许可制度，我们也就能实现精细化监管了。”张乙铭介绍道。
张乙铭进一步指出，在这项制度的管理下，排污许可证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行政许可的意义和范畴，成为了信用管理的基础，是构建诚信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
在张乙铭看来，前期的试点存在探索的性质。“推行排污许可证的头一年，我们实行名录制，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我们发现这一模式下，开展分行业监管，便无法实现行业全覆盖，或许会存在一些‘漏网之鱼’。”
实际上，生态环境部已经对前期实践的欠缺之处有所察觉。日前，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指出，要开展全国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修订《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增加登记管理类，实现行业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