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当前我国对碳中和理念的理解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一是过去实践经验表明环保治理的负向影响有限，测出经济可承受，高质量发展战略将增长与环保辩证统一。二是未来光伏、新能源等行业从补贴期逐步进入盈利期，这类行业有望加速发展促进我国供给体系的变化，为碳中和理念的推进奠定基础。
碳中和理念发生本质性变化，布局未来指引长期投资主线
2020年9月高层提出碳中和理念以来，政府、学界及市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是我国未来的长期战略方向，也是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主线。我们认为，我国对碳中和理念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是我国当下进行的主动战略选择，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过去实践经验表明环保治理的负向影响有限，测出经济可承受；其二是未来光伏、新能源等从补贴期逐步进入盈利期的行业，为碳中和理念的推进奠定基础。
环保负面影响有限，实践测出经济可承受
我国的环保治理实践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可承受环保治理带来的扰动。从我国三次力度较大的环保治理历史经验来看，2013年大气污染整治、2017年环保限产、2018-2020年三大攻坚战环保治理对经济的负面扰动均较为有限，“经济可承受”成为我国环保推进的重要基础，为碳中和未来的持续推进奠定基础。
光伏、新能源车进入盈利期，未来增长有望加速
随着终端需求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带动成本下行，光伏、新能源车等行业从产业补贴阶段逐步进入盈利阶段，在“30达峰60中和”目标框架下估算，未来光伏及新能源车的市场空间较大，进入盈利期有助于带动上述行业未来加速发展。我们认为，也正是行业端开始进入盈利阶段，给予高层信心，加速推进相关行业发展，优化供给结构，替代现有的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供给。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全球爆发经济、金融危机。
【正文】
实践证明，经济增长能承受环保利空
环保负面影响有限， 实践测出经济可承受
当下我国对碳中和理念的理解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我们认为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发现，环保对经济的负面扰动有限，促进增长和保护环境的“矛盾”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下辩证统一，“经济可承受”成为我国环保推进的重要基础，这在雾霾治理、2017年环保限产、2018-2020年三大攻坚战等时期均有表现。
雾霾治理对GDP影响有限
粗犷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环保生态问题，大气污染是突出的“问题”领域，雾霾治理迫在眉睫。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以此作为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指南。《行动计划》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2013年《行动计划》提出的具体指标是：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十三五规划也将大气污染治理作为重要目标，要求“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实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气化工程，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以上。”在十三五的25项主要指标中设立了两项与空气质量相关的指标，要求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比例需达到80%以上，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18%。
在2013年行动计划落地后也继续出台了一系列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政策文件，从总量目标逐步细化到分解目标，执行阶段则是落实在各省市的地方政府层面，大气污染问题较为严重的省市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地方政府需要思考稳增长、保就业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平衡问题：雾霾治理是否会影响GDP增长？
雾霾治理对GDP的影响相对有限。在大气污染治理成为重要的约束性政策要求后，稳增长与蓝天保卫战之间的“矛盾”成为关注重点。结合十三五规划，我们一般使用两个数据观察空气质量，一是全国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二是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不论是总体还是结构上都能看到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未导致GDP出现大幅下降。首先，2015年以来大气污染物排放显著下降，全国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中未达标是指年均PM 2.5排放量超过35ug/立方米，根据我们对超过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PM2.5浓度数据计算，2015年至2019年，未达标城市的年均浓度分别为60.2、51.8、52.5、49.4和48.5。相比污染物排放量，同期实际GDP、工业增加值等仍保持着较强的增长韧性，环保减排对增长的影响有限，也说明经济增长可以承受环保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从各省市角度来看，以北京、天津及河北为例，2015年后PM 2.5年度排放量显著下降，但名义GDP等经济增长指标并未出现显著变化，PM2.5和名义GDP同比的相关性不足20%也能印证。我们认为主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雾霾治理更多影响行业竞争结构，具备低能耗高能效生产能力的企业相对受益，抢占产能份额增加生产；另一方面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本身就有符合环保标准的设备储备，只是因为成本高、排放限制条件不严等因素没有将这类设备投入使用。
2017年Q3环保限产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
2017年环保限产相当于一个外生冲击，对经济影响有限。主因在于经济相对景气，经济景气来源于出口、地产、基建、制造业共振。
2017年8月环保部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要求 2017 年 10 月至2018 年 3 月期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2+26)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以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5%以上。采取的相关措施包括加快散煤污染综合治理；提前完成化解产能过剩任务，如河北、河南、山东压减钢铁、焦炭、平板玻璃等，钢铁、建材、有色、大宗物料实施错峰生产或运输。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2017年三四季度为防治污染所进行的产能压减、错峰生产对相关行业的生产具有一定的负面冲击影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2017年三、四季度增加值增速较为显著地下滑，部分行业负增长。但对整体工业而言负面影响较小，其原因在于其他的制造业景气度较高，尤其是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行业，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电子器件等行业保持较高增长。
环保限产对2017年三四季度GDP影响有限。从支出法GDP的角度看，其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回升，资本形成总额保持平稳，消费拉动略有不足。我国出口的回升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涨价，使得资源国受益，推动外需提升。而在环保限产，加速淘汰过剩产能时，制造业投资确实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当时基建保持较强增速，房地产投资有所回暖，故而形成对冲。
因此，综合生产端与需求端两方面来看，2017年环保限产对当时的GDP负面影响较为有限。
三大攻坚战布局环保，并非影响经济主因
十九大报告明确三大攻坚战是我国2020年前的重要目标。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重要内容，2018年至2020年，我国进行污染防治主要落实在国土资源利用、环境治理、资源节约等方面，具体侧重大气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地污染、生态保护。
大气污染方面要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要求全国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重点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有效应对污染天气，重点区域采暖季节，对钢铁、焦化、建材、铸造、电解铝、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实施错峰生。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要求劣质水比例低于5%；土地污染要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重点落实水源地保护、长江生态修复、城市黑臭水治理、土地污染管控、垃圾分类和固体废物污染等措施。
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则强调森林覆盖率需达到23.04%以上，促进循环绿色低碳发展，推进能源资源的节约发展，倡导绿色生活。
三大攻坚战期间，环保因素对经济负面影响有限。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挑战，外部面临中美大国博弈框架下的贸易摩擦扰动，内部有紧货币环境下防风险去杠杆引致的信用收缩压力，我国积极通过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进行应对，尽力实现内外部的基本平衡，保障我国经济平稳增长。
2018年至2019年间，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对我国加征关税，中美经贸摩擦对出口、投资意愿等方面的利空导致经济基本面承压，同时国内为推进防风险，在紧货币环境下实施去杠杆的政策导致出现了一定的信用收缩特征，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受到扰动，汽车购置税减半、大规模基建投资、棚改货币化等前期需求侧政策在此期间的逐步退出也有影响。
综合来看，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的环保治理，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中美博弈和信用收缩是核心致因。
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环保与增长的辩证统一
我国此前粗犷型的增长模式，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点。第一，据世界银行数据，截至2014年我国单位能耗GDP产出不及美国的三分之二，日本的二分之一。第二，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规模在21世纪初以来大幅抬升，先后于2003年、2005年超过日本和美国，并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第三，我国过去粗犷型的增长模式在带来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形成较高的污染，例如我国大气污染严重，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含量长期处于较高水平。
我国过去粗犷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高能耗的本质是能源利用效率不足，随着生产规模扩大，高能耗模式对能源需求量会大幅增加，将提高相关资源价格，挤压企业利润空间；第二，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会损害劳动力要素质量；第三，随着我国劳动成本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足的企业必然面临竞争力下降的困境，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将增大。因此，一方面我国亟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过去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行业也需要通过改良技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如此才能形成可持续增长。
高污染高排放对应的行业主要是钢铁、有色、化工、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根据环保部2017年11月印发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高耗能高污染细分行业包括：火力发电、热力生产和热电联产，有水泥熟料生产的水泥制造业，有烧结、球团、炼铁工艺的钢铁冶炼业，有色金属冶炼，石油炼制加工，炼焦，陶瓷，平板玻璃制造，化工，制药，煤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业等行业。其对应的行业大类主要包括：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在碳排放方面，我国碳排放前五大行业分别为：生产和供应的电力、蒸汽和热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产、运输、仓储，邮电服务，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截至2017年这五大行业占碳排放量的比重近85%。
从我国对可持续理念的认识和实践的历史来看，曾面临较为突出的促增长和保环境的矛盾。
第一，我国对环境保护、可持续理念的认识较早。我国对国内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始于1970年代，与国际社会开始呼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时间点较为接近。196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首次提出。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出版，环保主义者开始辩论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1972年，周恩来总理派团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1996年3月，“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国家规划。
第二，但是在对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的实践中起步较晚。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当时仍处于亟需构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阶段，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工业体系建立初期，污染也较为严重。另一方面我国处于以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为经济增长主体的阶段，同时我国在融入世界贸易的过程中，由于水平较低，只能承接能耗、污染较高的产业。这就使得我国面临较突出的促增长和保环境的矛盾。
我国对环境保护的大范围推进开始于2013年，在2017年至2020年的三大攻坚战中进一步强化。2013年9月12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由国务院正式发布。“行动计划”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此后，污染防治成为历年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大幅提升，保护环境所涉领域加速推进，从大气污染、水污染的治理进一步转向碳中和、碳达峰。这部分原因在于我国污染情况急速恶化，例如2013年空气污染程度大幅攀升，污染治理要求十分迫切。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转型使得过去促增长与保环境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使得我国对污染治理、碳中和碳达峰的掣肘减少，进而加快我国对碳中和碳达峰的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
在我国三大攻坚战的推进的同时，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方向也愈加清晰。2017年，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在向高质量转型的发展过程中，高质量发展的生产特征使得污染排放减弱，使得环保实现所面临的矛盾得以化解，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增长。第一，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核心短板关键在卡脖子技术，而这些技术关键在于研发，相应的污染排放较小。第二，钢铁、化工等高污染行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已形成巨大的产能，当前处于化解过剩、淘汰落后产能、技术改造阶段。第三，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我国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在GDP中的比重由升转降，对这些行业的产能压减以及技术改造并不会对GDP形成过大的负面冲击。第四，近年来我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如光伏、风能、核能)的产能具有较大的发展，同时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需求也较为迫切。在此基础上，我国进行环境治理、碳中和碳达峰的决心更为坚定，在实践上也将更为坚决。
未来：顶层设计淡化经济增长，主动降低GDP增长目标
政策顶层设计中逐步淡化经济增长目标。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十四五期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物价水平保持总体平稳，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可以看到，与“十三五”时期相比，并未对GDP增速目标给出明确的数值，我们认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过程中，十四五期间更为注重就业目标而非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速的追求将逐渐弱化。
2035远景规划隐含主动降低经济增长目标。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2035年远景目标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根据这一指标初步测算，我国未来1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目标在4.5%-4.7%，显著低于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目标。
我们认为，未来政策的顶成设计对增长目标的淡化有较强意义，符合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思路，对增长质量、可持续发展等方向更为重视，也印证了对碳中和理念的理解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新能源行业从补贴进入盈利
深入理解碳中和理念发生本质性变化
当前，我国对“碳中和”理念的理解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核心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阶段、能源消费及供给结构等方面出现变化，我国的战略选择也发生本质性变化。
能源消费及供给结构变化推动碳中和理念发生本质性变化。能源消费结构一般受制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自然禀赋条件，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相对粗犷、较为依赖基建、地产等投资拉动，丰富的煤炭资源等自然禀赋决定了我国对传统能源较为依赖，风电、太阳能等受制于技术水平较低和高成本，难以大规模推广。由于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发电、建筑、工业及交通等领域，投资和传统能源的依赖度较高导致我国碳排放增速较快，2005年前碳排放量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如果强推低碳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扰动。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近年来，我国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积极推进高质量增长，新能源领域相关终端需求的不断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开始逐步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同时，新能源行业的相关技术条件也在不断改进提升，带动成本下行、能效提升，对政策补贴的依赖度不断下降，能源供给结构得以优化，特别是随着光伏、新能源等行业从补贴阶段进入盈利阶段后，能源消费结构和供给结构的清洁化趋势得以加速，从而推动了碳中和理念发生本质性变化。
因此，我们认为决策层当前对碳中和理念的思考发生本质性变化，其背后是内外部经济政治环境变化、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供给结构变化的综合作用结果。
光伏产业逐步进入盈利期，未来增长空间广阔
21世纪以来历经四个阶段，光伏产业逐步从新兴幼稚产业进入行业盈利期。
2012年以前，我国光伏产业处于摸索起步阶段。在政策上将光伏产业作为扶贫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工程，或是对光伏在某一领域的应用作为试点，例如2009年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国内光伏市场开始起步。在此期间，也有持续时间较短的补贴政策，例如2008年7月至12月。从光伏装机容量上看，我国光伏装机容量规模较小，不足全世界的5%。
2012至今，我国光伏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2017年装机容量占全世界比重快速跃升至33%，随后保持在此水平之上。2019年光伏装机容量突破2亿千瓦大关，2020年二季度约为2.1亿千瓦，是2012年的31倍。
2012年至2014年是我国光伏产业相关支持政策的密集出台期。相关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光伏新能源的应用以及通过补贴方式支持光伏产业的发展。2012年9月《关于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通知》拉开光伏分布式应用序幕，2013年《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规定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度电补贴政策，并明确光伏补贴政策的期限原则上为20年。
在此阶段，产业补贴的积极利好带动我国光伏产能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太阳能装机量从2010年的1021.8百万瓦特快速增长至2016年的77808百万瓦特，占全球装机量的比重从2.55%上升至26.3%。但在产能快速扩张的同时，我国遭遇欧美对我国的双反制裁(反倾销、反补贴)，2012年欧盟对中国企业出口欧洲的太阳能电池及其组件发起“反补贴、反倾销”调查，2014年美国、加拿大对来自中国的晶硅光伏组件和层压件产品“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双反”制裁在当时对我国光伏行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压制作用。
2015至2017年我国光伏产业发展逐步提速，随着光伏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补贴政策开始退坡。2015年光伏产品检测认证技术委员会成立，同年《光伏制造业行业规范条件》、《光伏发电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规范》、《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相关规范文件的出台，使得光伏产业的生产和定价形成统一的标准基础，在规范产业发展的同时，有助于促进光伏产业规模做大。2016年全民光伏扶贫正式开展，2017年分布式光伏发电高速发展，分布式光伏不受各地年度新增建设规模限制，光伏电价逐步市场化，补贴标准随着光伏产业的发展逐步降低。2016年较2013年，光伏标杆上网电价一至三类资源区下调0.15至0.25千瓦时不等。分布式光伏补贴由2016年以前的0.42元/千瓦时，调降为2017年0.37元/千瓦时，2018年0.32元/千瓦时。这一补贴标准的降低体现光伏产业的盈利能力在提升。
2018年至2020年光伏政策开始收紧，补贴力度大幅下调。2018年531新政出台，在电价上确认“两下调”原则，对光伏建设规模进行缩减。2020年将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I至Ⅲ类资源区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分别确定为每千瓦时0.35元、0.4元、0.49元，相较2016年的补贴水平下调近50%。
碳中和的光伏需求巨大，进入盈利期意味着光伏产业有望加速发展。为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2021年3月《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进一步支持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和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增加可再生、清洁能源供给。我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对光伏需求巨大。根据清华能源转型中心何继江估算，我国光伏装机容量需求较大，中国实现“碳中和”，人均光伏大约为5~10千瓦，需要约85.8亿千瓦光伏资源量。截至2020二季度，我国光伏装机量规模为2.1亿千瓦，则为满足2060年光伏装机容量需求，供给至少需增长为当前的40倍。当前光伏产业已经逐步进入盈利期，有望带动光伏行业进一步提速发展，对传统能源供给形成一定的替代，有助于解决我国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
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盈利，加速行业结构变化
回顾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我国新能源汽车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补贴提振消费阶段，第二阶段为补贴退坡阶段，第三阶段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最后过渡到了长效发展机制阶段。每个阶段的变化可以从在终端消费需求、供给端成本以及新能源补贴政策方面有所体现。
2009年起进入补贴提振消费的第一阶段，国家启动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端的财政补贴支持。前期终端消费需求不足，供给疲软，技术和市场尚在萌芽阶段，新能源汽车发展缓慢。大量实质性的财政补贴驱动了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逐渐提升，补贴政策由公共交通拓宽到私人购买领域，由十余城试点推广到全国。实质性布局确立新能源汽车战略地位，有效促进了新能源汽车消费热情，有力刺激供给端生产动力。在行业政策的有效扶持下，新能源汽车企业开始实现自主盈利、扩张，头部企业的可观盈利前景吸引了外资支持。
自2014年起，进入补贴退坡阶段，拐点初现，前期良好的消费需求促进企业规模提升，技术创新使企业成本逐渐降低，自主盈利情况渐入佳境，国家对新能源的补贴开始退坡。2013年9月《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中预在2014年和2015年，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乘用车、纯电动专用车、燃料电池汽车补助标准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分别下降10%和20%。但补贴的退坡实质性冲击了终端消费需求，供给端销量表现下滑，市场表现低迷。2014年，为延续市场活力，补贴退坡有所放缓，上述车型的补贴政策调整为2014年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5%，2015年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10%。2015年之后，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成本在技术革新之后得到有效降低，逐步进入大规模产业化。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在经历了前期持续的消费端刺激和供给端技术革新之后，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6年起，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开始大幅退坡，2015年4月《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中提到2017-2020年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他车型补助标准适当退坡，其中：2017-2018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20%，2019-2020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40%。
2017年双积分政策的提出，标志着这我国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引领从消费端到过渡到供给端，开始构筑供给侧长效发展机制。推行双积分政策利于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加速车企新能源化转型。2020年的双积分新政，利于进一步促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协调发展的长效市场化机制。
即将进入盈利期，新能源车需求有望加速增长。与光伏行业较为相似的是，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手段的不断增长，对补贴的依赖度不断降低，电动车与传统汽油车相比的吸引力不断增加，销量快速增长，2020年以来特斯拉、小鹏、蔚来等一众新能源车企的销量不断超预期。我们认为，当新能源车行业也逐步从补贴期进入盈利期，不仅仅是从宏观角度考虑碳中和理念，从微观的性价比优势等方面来看，新能源车的终端需求有望快速增加，这将有助于从需求端带动供给侧与之匹配，促进供给侧的变革，带动整体汽车行业贯彻“碳中和”理念，从而促进新能源车行业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