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9中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上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多年未有的复杂局面，更需要从长远观点看短期问题。
刘世锦
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近十年的时间处在逐步回落的状态。这是增长阶段转换，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样的增长阶段转换，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也是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所证实。
刘世锦表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仍未稳下来，在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6%或5%左右。预计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再次进入下行通道。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事实上，即使增速5%，我国经济每年的新增量是全世界最大的，比如2018年，我国的经济新增量相当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
增长减速的背后，更重要的是需求结构、供给结构、金融结构的转换。
历史需求峰值
刘世锦提出一个概念——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那个点。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最高的点已经出现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高投资带动，而高投资有三大需求来源，即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还有出口。这三大需求来源都已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出口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最高值，房地产的最高点在2013年左右，基建投资的最高点在2016年。
三大需求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整个高投资逐步降下来了，需求降下来了。
刘世锦表示，需求和供给减速必然要求金融降杠杆，而杠杆率变化的背后则金融结构乃至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因此，对降杠杆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有足够估计。国际经验表明，杠杆变动具有长周期特征，降杠杆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
降杠杆首先要稳杠杆，结构性去杠杆，重点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去杠杆。主要依靠市场化、法制化办法，慎用行政性办法，尤其要防止“一刀切”。
六大增长发展动能
为此，刘世锦提出六大增长发展新动能：
新动能之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一批内地的如武汉、成都、西安、郑州等省会城市，带动的城市群等。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围， 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形成新的城市网络。
乡村能否振兴很大程度上看位置地点，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最有条件和可能率先振兴。
在市区工作，在小镇享受生活，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有两套住房，工作生活在城乡之间实现时空转换，互联网、高铁等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技术保障，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
小分散、大集中，形成更大的城市空间，可以吸收更多人口主要是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地区，汇入现代化经济和生活体系。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将有可能形成3-5千万人的大都市圈，上亿人口的城市群、城市带。大都市圈加快发展将会带来大量增长新动能，包括：
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投资重点放在大都市圈，经济和社会效率更好
住宅和其他公共设施建设
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拓宽服务业重点是消费性服务的增长空间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通常所说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大部分将出现在大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大部分也会处在这个范围之内。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发展目标。争取十年左右时间实现这一目标，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从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更具稳定性。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方能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
形成这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
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流转;《土地管理法》修改后有进展，依然任重道远。
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居民和投资者置业创业、共建共享;对城里人下乡买房应持开放态度，允许试错纠错。
用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提供社会安全网，把土地这种稀缺要素解放出来，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能更好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
新动能之二：低效率部门的改进
经济中还有不少低效率“洼地”，主要是因为市场准入不够，缺少竞争，要素难以有效流动与优化配置。
有关研究表明，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较高。除了少数由于资源禀赋原因外，主要是因为基础行业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
改革的重点还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按照负面清单在基础产业放宽市场准入。
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产品或产业、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国有资本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其他领域则在必要时进行财务性投资。既要推动“企业混改”，也要推动“行业混改”。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新动能之三：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提升
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更为重要。要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立足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创造财富能力。通过改善基本生存发展环境，尤其是医疗、教育、文化等条件，重点提高年轻一代人力资本，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创业发展机会。教育是贫困地区年轻一代如何发展的关键因素。
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农村进城人员对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农民进城人员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带动大量的消费需求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加快实现全国统筹、异地结转，增加便利性，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新动能之四：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更快增长。
由服务型消费和生产性服务业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主导产业。
推动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更多依赖不可编码知识、新技术不宜传递等特点，对外开放的深度将超过以往。
产业内优胜劣汰，集中度提高，头部企业市场份额上升，企业破产退出增加，是产业转型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过程，只能适应，难以回避。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的制造化，从人才、技术到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企业间购并重组，促进二者融合发展。
新动能之五：前沿性创新
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和少数领域“领跑”。
前沿性创新较多集中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中国的优势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
但最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创新后劲不足。因此，要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不动摇。传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应用界限已被打破。既可以把技术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能够推动科学前沿重大问题的突破由国家集中资源开展的创新项目，应聚焦于公共产品范围内的“卡脖子”问题。新形势下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运行机制，还有一个探索过程。如何从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和运行机制中摆脱出来，把政府力量、市场机制、科技发展规律有效结合，将是一个大的挑战。
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形成一批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并非人为指定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主要取决于能否形成吸引聚集创新的体制政策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为创新提供全链条的金融支持等。
加快补上基础研究薄弱的短板。在创新活跃地区，可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
新动能之六：绿色发展
形成绿色发展新共识。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再到绿色创新，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逐步形成。
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与之相竞争并可能获胜、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传统增长方式的成本和绿色发展方式的收益过去是外部化的，要使之内部化，重新定义投入和产出、收益和成本。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
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甚至拖累增长速度，而是重要的消费、创新和增长新动能;不仅要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必须要过生态资本服务价值度量、核算、交易这一关，解决好“算账问题”。因此，需要推动基于“生态元”的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核算，核算尺度的内在一致性，价格的市场化决定，核算成果的数字化、工具化应用。
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是要有一套新的绿色技术取而代之，以降低成本、提供效率，提升竞争力。
“十四五”期间推广一批较为成熟、能够带来明显经济社会效益、起到示范作用的重大绿色技术。包括水、能源、交通、建筑、食品和产业(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等领域，技术的搜集、比较、评估，支撑性体制机制和政策。
增长新动能的特点
刘世锦最后总结增长新动能的特点：一是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半拉子”或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才能过好这一关。
二是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现。
三是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