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正在风口浪尖上的*ST凯迪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上有参会股东质问凯迪生态面临的三个焦点问题：1、凯迪生态目前到底有没有重整价值？2、为什么司法重整方案一直无法推进？3、凯迪生态总额高达300亿的负债是如何形成的？
根据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审议事项有二：选举贺佐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选举张荣芳女士为独立董事。最后，凯迪生态2019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选举贺佐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选举张荣芳女士为独立董事的事宜。
在等待投票统计结果的过程中，一位参会股东突然“发难”：要求董事会解释凯迪生态面临的三个焦点问题。
大会主持人、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长孙守恩先生表示，由于这几个问题都绕不开所谓“大股东资金占用”这一核心问题，所以请代表上市公司大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参会的陈义龙先生给一个答复。
陈义龙曾在凯迪生态债务危机爆发后的2018年8月，重返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主持公司重整事宜。2019年10月31日，来自监管部门的一纸《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使陈义龙不得不辞去上市公司董事长职务。
陈义龙表示，上市公司有巨大重整价值。公司尚有55亿元资本公积存量，通过出售非核心资产的风能发电业务和公司拥有的大量林地，还能回笼大额资金。更关键的是，上市公司的核心资产十分优良。
凯迪生态目前的主要资产是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的47家生物质发电厂。据介绍，每度电上网价格0.75元，付给供料农户0.42元，剩余毛利0.33元，毛利率高达44%。公司正常运转时，每年通过发电就可实现销售收入约80亿元，息税前利润达到30亿元。债务危机爆发后，各地债权人要求冻结发电厂资产，使公司造血功能丧失。后经公司努力与部分债权人协调，使部分发电厂恢复运转。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在发电厂职工的努力下，仍实现了二十多亿元营业收入。
2019年11月8日，武汉市政府给凯迪集团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说明，地方政府对凯迪生态的重整工作持积极支持态度。这份名为《关于依法推动凯迪生态进行司法重整实现保壳化险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出：“鉴于当前形势，尽快推动凯迪生态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并实现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盈利、保住上市公司壳资源是最大限度保障各债权人利益、化解凯迪生态债务风险的最佳方案。”
既然上市公司仍有巨大重整价值，为何司法重整工作一直无法推进？
陈义龙说，司法重整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是恢复上市公司分布在多个省市的生物质发电厂的正常运营。债务危机爆发后，在各地债权人的要求下，当地法院对发电厂进行了资产冻结。据他了解，为正常推进凯迪生态的司法重整工作，武汉市地方法院曾向最高院提出申请，请求将关于此案的管辖权集中到武汉市地方法院。根据相关流程，最高院征求了证券行业监管部门的意见，监管部门的意见是推荐司法重整的前提是核实清楚大股东指阳光凯迪对凯迪生态的资金占用问题。
虽然前后经过湖北银河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最后由武汉市政府招标选定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多次专项核查后，均得出结果：基本不存在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问题。但湖北省证监局一直不接受这一核查结果，在2019年10月31日监管部门发给凯迪生态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中，仍然把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作为一项依据陈述。
由此，原本被股东报以巨大希望的、在2019年5月公司股东大会上以99%以上比例通过的司法重整方案至今无法推进。
那么，凯迪生态在主营业务良好且扩张并不激烈的情况下，如何形成了高达300亿的巨额债务？
对此，陈义龙明确答复，他从回到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到辞职为止，一直在查找巨额债务形成的原因。客观上，前几年凯迪生态由职业经理人组成的董事会管理，不仅管理混乱，而且部分核心人员有涉嫌严重犯罪行为。
由于2015年集团公司年报显示，有巨额资金无端消失，阳光凯迪曾于2016年5月向武汉市公安机关报案，案件目前仍在处理过程中，一些情况未能公开。公开的信息是，2016年12月25日晚间，凯迪生态公告，公司从武汉市公安局获知，公司董事、总裁陈义生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武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凯迪生态紧急召开董事会会议，解聘陈义生的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张海涛代行总裁职务。
相关专业核查机构目前查到的数据显示，债务危机爆发前的三年间，凯迪生态的融资增量约200亿元，其中只有30%用于公司生产、建设和经营，其他部分都在空转。这部分融资增量所导致的债务特点是期限短、利息成本高(年化成本平均达到12%，远高于生物质发电这一享受优惠政策的行业的正常融资成本)，同时形成了约20亿元的融资顾问费用，被一些个人和中介机构瓜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