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近几年，全国多个省市逐步开启了农村污水的治理工作。而一些先人一步做好农村污水处理市场布局的企业，也在这个时期快速、大范围切入，如北控水务、碧水源、桑德等水务龙头企业。
我们也发现，在农水市场引起行业普遍关注的时间节点，一些跨界进入环境产业的企业，也选择以其为突破口，如中国中车就在2014年与江苏常熟、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由中国中车投资10亿元，在常熟建立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生产及研发基地。通过进军农村水务市场，大军布局环境产业。
短短几年内，许多细分领域的专业环保企业也迅速崛起，在农村污水处理市场崭露头角。在大多数业内人士看来，企业主体已经明显开始向农村转移，农村将成为污水处理的主战场。
但现实总是相对“骨感”的，在农村污水处理领域迅速火热的这几年，行业的确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一直困扰行业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诸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只建设不运行”、“大量设施晒太阳”等现象也频繁见诸于媒体的报道中。
真正让农村污水处理市场不仅“看起来美，做起来也很美”，始终还是绕不过标准、技术、资金、模式等话题。
排放标准如何合理确定?
农村污水处理的排放标准一直是行业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到底农村污水处理应该采用什么排放标准?行业内并没有统一的定论，我国也一直没有制定出台统一的国标。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低碳水环境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洪臣在2018环境施治论坛上曾指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全国没有必要出台一个统一的一刀切的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标准需要因地制宜，所以需要各个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本地的排放标准。
从中国水网的统计可以看出，今年包括河南、广东、北京、天津等多个省市已经出台了相应的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相关链接请点击：【盘一盘】9大省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汇总)。目前没有出台排放标准的地区，也普遍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作为自己农村污水处理的参考排放标准。
但从目前已经发布的地方排放标准来看，有些省份制定的排放标准，过于严格，甚至远超技术可达，这也是目前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部门也在积极研究探索。去年，生态环境部、住建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制定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要求，要求各地加快制定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在2019年6月底前制定完成，已经发布的，要根据新的要求进行修订。
这不仅意味着，短期内，国家层面不会出台统一的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同时也预示着，今年将是大批地方性考核标准出台的时间点。排放标准如何合理确定，也成为了现阶段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不仅技术的选择与标准高度相关，标准的不确定也影响着项目的推进。王洪臣认为“考核标准是困扰农村污水处理的一大难题。一个标准可能推动和促进一个行业的发展，但一个标准也可能把一个行业捆死，所以标准很关键。”
今年，2019环境施治论坛将邀请到曾参与《通知》制定的专家重点解析政策的方向。如拟邀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农村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夏训峰，在谈环境部对农村污水处理的新要求的同时，也会重点介绍国家层面对地方制定农村污水排放标准的具体要求及方向。
技术路线如何选择?
规模越小的污水处理，关于技术选择的探讨就会更多。在农村污水治理市场备受关注的这几年，关于技术路线选择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与城镇污水处理相比，农村污水处理更依赖技术、更需要技术。但农村污水治理的主流技术，很多人都说不出来，王洪臣曾表示，这是因为农村污水治理才刚刚开始。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什么样的技术才是农村污水治理的主流技术，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也始终没有标准答案。
王洪臣在去年的环境施治论坛上也曾指出，目前很多省市要求农村污水治理要“一村一策”，但中国有200多万个自然村，60多万个行政村，不可能有两、三百万种治理技术。因此，一定要有主流技术，200多万个自然村，如果有60%以上采用的技术，就是主流技术。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设施建成不用的情况?对于农村污水处理来水，不仅仅是经费和监管的问题，技术问题甚至更加关键。
也正因为如此，在前几届环境施治论坛上，农村污水处理的技术话题，都是重点谈论的内容之一。很多企业也都针对实践带来了技术探索的思考。桑德国际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村镇环境集团总经理王俊安就曾在交流中提到，在农村污水治理中，按技术可以分为三大类：生物膜法、活性污泥法以及自然生态法，农村适宜的技术方向应该是这三种方法的结合。但可能更多偏重于生物膜法工艺，然后根据不同的用途和排放标准，与活性污泥法和自然生态法结合使用。
王洪臣教授也根据多年的研究实践，总结认为，中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工艺选择，应遵循：一切以运行为中心，以能在农村运行为中心，以能在农村天天正常运行着为中心，只有能简单地天天运行着的，才是农村污水处理的主流技术。
技术话题，也是今年环境施治论坛的重头戏，届时，拟邀请到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水污染控制实验室主任、住建部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北方研究中心主任刘俊新针对农村污水处理技术规范做详细的解析，也希望通过探讨和交流，帮助企业做好技术的选择，真正让农村污水处理有效、有质。
资金问题如何解决?
如果谈到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被提到最多的就有资金问题，对于农村环境治理，这个问题更是尤为突出。
事实上，农村环境保护启动了十几年，国家层面一直大力支持和推进。从2008年到2017年累计投入达400多亿元，同时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共支持了约13.8万个行政村开展环境整治的工作，对促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环境治理设施建设也在逐步完善。
但从农村污水治理来看，出于标准和技术选择等方面的问题，也给农村污水治理的推进带来了一定的阻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PPP中心主任逯元堂就曾指出，因为农村污水治理没有统一排放标准，很多地方基本上都是在按照城市污水治理的要求，要求达到一级A，甚至地表IV类，导致成本非常高。全靠政府投入去运行，往往造成财政支出难以承受。
此外，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市场机制不健全也是带来资金压力的原因之一。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收费机制未建立，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展收费工作;农村环境治理项目成本高，风险大，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逯元堂认为，我国亟需探索建立农村环境治理缴费制度与费用分摊机制。同时他也提到，产业融合也是有效拓宽农村环境治理市场的重要举措。
什么样的模式更适合?
政策、技术、资金等因素的壁垒持续存在，农村污水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也是现阶段，很多环保企业寻找的突破口之一。
农村污水治理到底如何做? “首先要跳出污水处理的范畴”，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曾指出，这也就是说，不能单单考虑污水治理，而应与畜禽粪便处理、秸秆利用等相结合，把废物转化为能源，在解决污染问题的同时，解决农村的能源与肥源问题。
“对于量大面广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不应该依赖于技术本身，而应依赖于商业模式;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化，而应以政府为主导，提高分散型污染治理的实效。整体协调农村环境治理，将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与农村生活、农业生产、生态发展结合在一起，是对农村环境治理提出的更高需求” 清华大学教授王凯军认为，这是对环保+新农业、环保+新农村模式的最有力的背书。
目前也有很多企业在探索这一路径，如桑德在实践项目中，综合农村污水、城乡水务一体化、互联网+服务、绿境小镇等，最终落地农村生态文明;北京佳业佳境通过技术的探索，把农村池塘和农村污水处理结合起来治理，花比一体化设备还少的资金，就可以实现彻底的治理;在宜兴城乡生态综合体项目设计和建设中，中持水务从污水处理概念厂角度切入，将污水中的大量资源提取出来用于农业、农田、鱼塘、中央湿地等多个环节，各个环节相互配合、互为资源，通过共生模式，让环保走进了新农业，进而打造成一个乡村生态综合体。
农村环境治理在模式方面，已有充分的可探索空间。逯元堂在去年的环境施治论坛上也曾指出，在农村环境治理上，可以通过一些区域捆绑、项目捆绑，通过环保互联网+，PPP+第三方治理等方式实现规模化的经营，降低单位污染治理的成本，最终目的是能够降低财政支付的压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在对标准和技术的探讨基础上，2019环境施治论坛也将邀请更多相关专家和企业代表，对具体的成功案例进行解析，更好地交流农村污水治理的模式问题。同时，针对未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新阶段可能面临的新问题和解决方案，论坛也拟邀请到王洪臣教授做具体的分享，重点聚焦农村污水治理的未来方向。敬请关注。
